[114]虽然，私人参与应当限定在一定的界限之内，[115]但不可否认，私人参与执法有助于降低法律实施的成本，因此，非常有必要拓展实施渠道，探索科学的私人实施机制。
[78]参见程琥：《运动式执法的司法规制与政府有效治理》，《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80页。当行为主体违背诚信实施法律，背离法的价值和目的时，这是对法治更大更深的一种破坏。
二是现实效力（实然效力），如果法得到真正的遵守，那么它就存在。[2]前苏联法学家雅维茨亦强调：法的实现是法的存在、作用和法执行主要社会职能的特殊方式。但事实上，国家强制力只是保证其实施的最后一个力量。除了前文提到的法律的缺陷之外，法治在功能层面也存在诸多局限。特别是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即通过支付对价方式引诱本无心违法的行为人产生违法犯意，[98]甚至引发执法者与职业举报团体的合谋，导致此类行为的泛滥。
刚性的法律实施违背人的自由和尊严。现实中，选择性执法、[74]弹性执法[75]广泛存在，在司法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与之相关的还有选择性的执法检查等。法教义学作为制度化推动的法学也规定了这种知识形态的公共运用性质，法学范式不仅是任何法学研究者个体必须持守的一种理论框架，也是整个法律人对法学知识之公共运用的典型形式。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罗马市民法、意大利方式以及当代民法学中寻找演绎体系失灵、论题学方法得到适用的例子。不按照教义学传统来建构法学，很可能是走调的法学，而走调的法学很难在法学知识共同体内部获得认同，也难以归于真正的法学之列。2000年—2010年，中国的法教义学进入沉淀时期。但这个过程也不是任何个人的好恶所决定的，它取决于推动法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和制度性条件，取决于法学知识共同体在特定时期的期待视域和容忍视域的变化。
其实，这些批评恰好表明批评者不了解法教义学，也可以说还没有真正搞懂法学这门学问的性质所致(至于崇洋媚外丧失主体性之说，更像是百年前勿变祖宗之法之礼教派主张的翻版)：法学必须有自己的一套概念、知识、方法和教义(原理)，它必须有自己精细的或精致的学问体系，否则它恰好丧失了自己学科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但这不意味着它就是完全封闭的，不关怀社会实践的。然而，法学者知识与学养的不足不是靠一朝一夕的短时努力就可以弥补的，法学的知识成长需要时间积累，它需要一点一滴地吸收，缓步推进，大方向不能错。
【中文关键词】 戴逸之问。法学知识共同体的期待视域和容忍视域的变化同样不受法学家个人意愿的左右：法学家个人可以通过提出新的法学理论来影响整个法学知识共同体的期待视域和容忍视域，但不可能任意取而代之。[作者简介]舒国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个判断：20世纪90年代——专业法律学术成长的开始。
中国当下法学生产的知识产品就像一堆积木，轻轻一推就倒了。法教义学在中国突然流行开来，并不是一两个人推动的结果(包括我自己，对法教义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也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尽管我从2003年起开始带与法教义学相关的法学方法论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有些博士生甚至专门以法教义学作为论文题目，但不是说他们的研究突然改变了法学的面貌)，而是中国法学(尤其是部门法学)到了知识更新或升级的阶段，这是一种法学知识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需求，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过去自己搞出来的一套法律知识还谈不上科学，对于当前法律实践(尤其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缺乏应有的解释力和论证力，因而需要创建真正的法律科学。我首先申明：法教义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规范法学，它与法哲学或法理学是一种学科上的区分，我们有时候会把某种意义上的法哲学或法理学学说(比如，汉斯?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称之为规范法学，如果我们认为法学就是研究法律规范(其实是研究法律规范之中的法理)之学，那最好还是用法教义学称之更为妥帖。凡此种种都表明，在恢复高考后的中国法学缺乏必要的知识积累，某些领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没有合格的专业人才，所以，戴逸先生当时提出法学是幼稚的这一说法基本上符合事实(不过，板子打在当时的整个法学界身上也不一定公平，毕竟历史的欠账不能归咎于某个时代的某一批人)。
至1837年哥廷根大学建校100年时，其因几乎每年法学院注册的学生均占全校在读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而被称为法科大学，也因此成为18世纪德国公法学的麦加。访谈时间：2017年12月22日，访谈地点：中国政法大学科研楼A318室。
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在国外所受到的学术训练，这一批年轻人与前几辈法学者的不同在于他们系统地学习了外国的法学知识、理论、原理，通晓多门外语，取得了国外法学博士或硕士学位，接触到(比如德国的)法教义学思维的精髓，了解外国教授们的法律解释、论证的方式、方法，知道他们的法典评注的做法，所有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一批年轻人的法学知识形态，他们运用所学习到的法教义学知识来观察中国的法律实践，自然会有其理论和方法的优势，这个优势在于法教义学本身所具有的精细化论证，它避免了以往那种大而化之的粗放的强词夺理或无理争论。新法学范式取代旧法学范式，不仅意味着新法学范式在竞争力上超过旧法学范式，而且意味着新法学范式业已被某个时期的整个法学知识共同体或至少该共同体中的大多数成员所接受。
有不少人对于中国引进法教义学知识和方法提出质疑，认为主张法教义学就意味着崇洋媚外，丧失主体性，完全追随外国的理论。就像哥廷根火车站站牌所标识的那样，哥廷根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科学城(Stadt der Wissen-schaften)。我们可以说，在朱苏力之后，至少中国的法理学变得不一样了。在2006年6月10日召开的首届全国法学方法论论坛实践理性与法学方法学术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基调发言《并非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宣言》，谈到当代中国法学面临的三个问题：(1)法学是什么？我们的法学有20余年的历史，但对什么是法学的问题并不是特别清楚。其次，也不能简单地把法教义学与法解释学或法释义学法条法学画等号，尽管法学者的日常工作似乎就是在解释法律、解释法条，但这种解释并非简单地注释，而是带有法律科学特有的体系——批判性的阐释，法学具有独立性，并非完全依附于法条。一批1977年后上大学迅速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试图通过无选择地翻译外国法学作品，渴望在极短暂的时间内将天下法学尽收眼底。
任何一种后来时期的法学都是在前一个时期或更早的若干时期的法学基础上作业，任何的法学都不可能跳脱这种历时性传统的路径依赖，更不可能超越历史的框限。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对法律史、法学史有精深研究的大法学家，比如，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鲁道夫?冯?耶林、特奥多尔?蒙森、弗里德里克?威廉?梅特兰、保罗?维诺格拉多夫、弗里茨?舒尔茨、弗朗茨?维亚克尔等等，希望从他们的著述中获得求解法学知识形成与发展之谱系的答案，而把论题学只作为众多促进法学成长的知识线索(哲学、逻辑学、修辞学、语法学等)之一。
同时，有感于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在法美学上的贡献，我一度沉迷于其学问人生，遂将他的《法律智慧警句集》和阿图尔?考夫曼所著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传》翻译出版，试图让中文读者多少领略到拉德布鲁赫之思考的严谨与陈述的华丽的圆融之精神气质、语言既绵密厚重、又简明扼要，既直白清朗、又纯真朴实的表达风格(阿图尔?考夫曼语)。为什么法学被称为教义学？这个词听起来怪怪的，我们中国人接受起来其实相当困难(不少知名学者曾当面指责我的翻译存在问题)，不知其所云何事，一些人极力排斥用这个概念，有些人把法教义学等同于法解释学或法释义学规范法学法条法学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像德国人一样通过罗马法，但超越罗马法，那么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中国的法学绝非是幼稚的，而是真正的科学。第七，法学范式为法学家或法律家发现、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提供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作为通行标准的解答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无理的争论，简化论证的程序，减轻论证的负担，使法学对于法的世界保持某种稳定的、可以通约的理解方式。
我们后来人如果早一点懂得沈老先生的忠告，也不至于在法学和法治发展的道路上走那么多弯路。这个时期法理学界的讨论相对活跃一些：有关权利本位义务本位法的价值人权法治等等理论问题的激烈辩论为日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鉴于问题的复杂性，选取多法系、多法学领域作为样本进行深入讨论，我目前还没有这个水平，而且还担心这样做会使研究的主题陷入混乱。1993年10月，我获得去德国哥廷根大学进修法哲学的机会，这是学问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极大地改变了我对法学学科的认识，对我个人后来的法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的时代需要法学方法。但到底什么是正统或正宗法学呢？法理学与法学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当我本人提出正宗法学概念的时候，其实整个法学界对于何为法学这个问题并未进行过真正严肃认真的讨论，法学者大体上依然按照各自所理解的法学来进入法学这个未经限定的知识领域，大家几乎都在忙于跑马圈地，都在为中国法学未来的走向盲目地划界，都在争夺法学的话语权。
第一个判断：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学基本上处于幼稚的状态。舒国滢教授通过对戴逸之问的思考，对中国法学的发展作出了阶段性的判断：20世纪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法学基本上处于幼稚的状态。
2005年5月28日至29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举办了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朱苏力教授举起社科法学的大旗，引来应和者众多。也就是说，制度实践(尤其是立法实践)逼着我们的法学者重新面对西学，面对我们的法学界其实整体上(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还相当陌生的西方世界(尤其是以罗马法学为基础的欧洲大陆)的法律学问和知识体系。
进入21世纪，几乎所有的中国法学者都试图为中国法学寻找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这可以从学者们的著述和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中看出：比如，邓正来教授在《政法论坛》2005年第1—4期连载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对中国法学在1978年—2004年这个时段作了总体性的反思与批评，在法学界引起反响。应当说，菲韦格的论点是有吸引力的，他借助历史的材料直接讨论法学这门学问的性质，这触动我的思考：法学是什么学问？人们常说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为了求解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完全沿着菲韦格开出的路径探索论题学法学，打算写一本该主题的著作。该书德文版出版于1953年，其本身并不厚重，只有10万字左右，但它讨论的主题却震惊了西方学术界：被西方世界几个世纪遗忘殆尽的古代论题学(Topica)及其与法学之间的亲缘关系被菲韦格以简略的文字再度呈现于世人面前，一时间引起包括法学、修辞学、历史学、逻辑学等学界的兴趣，学者们为此前后讨论达20年之久。尽管如此，说实话，当时我本人对法教义学一词的概念史研究得并不深入，过后几年，我才真正意识到，我所谓的正宗法学其实就是法教义学，进而开始进入以罗马法学为传统的欧陆私法教义学之知识谱系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法学本质上是一门教义学，在德国，法学就叫作法教义学。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教义学之成熟都离不开法律实务家们的贡献，法官在判案过程中直接遭遇那些形形色色的、标准的法学教科书给不出答案的复杂疑难案件，这些案件不仅考验法官们的判案能力，也可能对整个法教义学理论、知识和方法提出挑战，这个时候，法律实务家应与法学理论家通力合作，找到破解这些疑难案件的技术方案。法律科学 贾：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戴逸教授提出法学是幼稚的(以及史学是混乱的、经济学是贫乏的、哲学是危机的)的判断。
但应当说，这种急就章式的引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法学知识的面貌，甚至当时产生了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的法学之奇特景观，即我们的制度偏向大陆法系，知识却取自英美法学，意识形态则来自苏联。形成一个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比如，在疑难案件的审理中，应当设立独立的专家意见书制度，由法院出面提请法学专家出具专家意见书，这种意见书对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发表独立的学术意见)，无论对于法学理论的成长还是对于法官及其他法律家之实务技能的提高都是有利无害的。
同样读来耳目一新的作品还有：奥托?冯?基尔克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1871年)，约瑟夫?柯勒的《在法学舞台前的莎士比亚》(1919年)，齐特尔曼的《作为艺术的法学》(1904年)，T.施泰因贝格的《法律中的笑话》(1938年)，G.缪勒的《我们民族诗歌中的法与国家》(1924年)，A.巴拉赫的《法律和想象》(1912年)，汉斯?费尔的《绘画上的法》(1923年)、《诗里的法》(1931年)、《法律中的悲剧》(1945年)，H.施托克哈默的《作为科学的美学和法学》(1932年)，H.特里佩尔的《论法的风格：法美学文集》(1947年)，H.马尔库斯的《法的世界与美学》(1952年)等等。或者认为法教义学过度精细以至于有封闭性和僵化的危险，脱离了实践，欠缺应有的社会关怀。
